馬基維里與《君王論》簡介

馬基維利（Niccolò Machiavelli, 1469-1527）大概是西洋政治思想史上，最惡名昭彰的人。一般提到「馬基維利」或「馬基維利主義」時，往往是表示為達目的、不擇手段的作法，與欺騙、詐術、詭計等同義。所以，在書店可以看到諸如《霸術—馬基維利兵法》、《曹操與馬基維利》、《魔鬼教科書—關於馬基維利》等書名的著作。

不過，當代有些學者力圖替馬基維利平反，有論者認為馬基維利並非是傳授邪惡，而事實上是一位愛國主義者；也有人認為他是重視實然面而非應然面的討論，因此是一位科學家。馬基維利的面貌，在當代學者的研究下，變得更為複雜而多元。[1]

馬基維利最受人矚目的著作，就是《君王論》（The Prince），這本書曾被視為世界上最具影響力與暢銷的十大名著之一，與《聖經》、《資本論》等書並列。據《魔鬼教科書—關於馬基維利》的介紹，這本書是「英王查理斯愛不釋手；克倫威爾珍藏著它的手稿影本；法王亨利四世被殺時，人們發現他貼身帶的，竟然是一部染血的《君王論》；普魯士弗雷德里克大公把它作為自己決策的依據；路易十四，這位赫赫有名的法國君主，每晚必溫習此書，其言：不讀此書不能高枕而眠；拿破崙對《君王論》也百讀不厭，勝利的聯軍在清掃滑鐵盧戰場時，從繳獲的拿破崙的御車中，發現了一本他寫滿批註的《君王論》；希特勒放在床邊經常從中汲取力量；墨索里尼稱之為政治家的指南……」。[2]換言之，這本書是許多西方統治者學習統治術的經典。

馬基維利是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最著名的政治思想家，他出生於佛羅倫斯（Florence），曾經擔任佛羅倫斯共和國的政府要職，主管外交事務與國內民兵等重要職務，長達十四年之久。後來共和國垮台，復辟的佛羅倫斯第一家族麥迪西（Medici）又重新掌權，馬基維利被迫解職，並曾傳出涉及叛亂，被關進監牢。後來幸而無事，馬基維利出獄後，試圖向麥迪西家族示好，而寫下了《君王論》，獻給麥迪西家族的掌權者。他在〈獻呈信〉（Dedicatory Letter）中寫到：「我想向殿下獻呈本人對你一片忠誠的證據，我覺得在我所有東西裡面，我認為最寶貴和最有價值的，莫過於我對於偉大人物事蹟的知識。這是我依靠對現代事務的長期經驗和不斷鑽研古代而獲得的。對於這種知識，我曾經長時期地孜孜不倦地加以思考和檢驗，現在我把它寫成小小的一卷書獻給殿下」。[3]

然而，馬基維利的苦心，並未受到重視。但也因此，馬基維利得以有空閒，開始大量著作，包括《李維史論》（Discourses on Livy）（評論李維《羅馬史》的前十章，同時也是馬基維利關於共和主義的代表作）、《戰爭的藝術》（Art of War）、《佛羅倫斯史》（Florentine History）以及喜劇《曼陀羅花》（Mandragola）等著作。[4]

《君王論》篇幅不大，薄薄一小冊，因為是獻給君主的，擔心君主沒有時間看完。全書共分二十六章。內容章節包括君主國類型、軍隊的屬性、君主的統治術以及最後對於統一義大利的呼籲。若我們從結尾，馬基維利最後的呼籲，作為整本書的撰寫的目的，而前面的章節，就成為達到這個目的之手段。這種讀法如同金字塔式，可以讓我們清楚理解馬基維利的用意。當然，並不代表我們贊成馬基維利的說法，在介紹完馬基維利的觀點，我們會再加以評論，

在《君王論》的廿六章（最後一章），標題為〈期望將義大利從蠻族手中解放出來〉，馬基維利敘述了當前義大利慘遭外族入侵蹂躪的慘況，而指出這種情況也正是期待偉大人物、新君主興起的時刻。「偉大的正義是屬於我們的，因為『對於必須戰爭的人們，戰爭是正義的；當除了拿起武器別無希望以外，武器是神聖的』」（26: 2）。[5]他進一步感性的呼籲：「請你那顯赫的王室，懷著從事一切正義事業所需要的勇氣和希望，擔當起這個重任，使我們的國家在她的旗幟下重新閃光」（26: 5）。《君王論》一書主要是在談統治術，「正義」一詞不常出現，可是在第廿六章卻反覆出現了至少四次以上（包括just, justice），是出現次數最多的章節（26: 3, 5）。換言之，馬基維利塑造了一個國家至上，或稱國家理性（reason of state）的最高價值，「國家的生存與統一就是正義，就是一切的最高目標」。這是與古典政治思想有很大的差異，古典的政治觀在於合於正義與理性的統治術。所以有論者認為這是「政治」概念上的一個重大變革。[6]馬基維利雖然並未使用「國家理性」一詞，但是整個概念與主張已經蘊含了相關的說法。雖然對於我們當代人，曾經歷經「民族主義」狂飆的年代，對於「國家至上」、「國家理性」早已而耳熟能詳，不再是什麼新奇、大逆不道的詞彙。這是因為我們作為「現代性之子」（意旨我們的思維其實深受這些現代思想家的影響，因此我們容易有一些想當然爾的看法，必須謹慎其中隱含的偏見），不容易察覺其中的問題。

如果我們稍稍再替國家理性、國家至上鋪陳一下，就當時的義大利而言，歷經西班牙、法國、羅馬教會以及本身城邦間的內鬥，戰爭接連不斷，人民死傷慘重，無法維持正常生活。而一個能夠維繫生存的強有力的國家，似乎可以成為保障一切需求與發展的基礎。

在這個邏輯下，所以，君主的統治術可以為了上述的最高目的，而採取各種邪惡的手段，只要能夠成功，確保國家的生存與秩序，人們最後反而會稱讚君主的作為。因此，「如果一些惡行是為了挽救國家，那麼君主就不必為這些惡行受到的非議而揣揣不安」（15: 2）。馬基維利在討論統治術之前，有一段很著名的話：「人們實際的生活，和人們認為應當如何生活，有天壤之別，以致於一個人要是不切實際地想當然行事，那麼，他不但無法保持現有狀態，還會導致毀滅」（15: 1）。這也是為什麼有論者稱他是政治科學始祖，因為將焦點關注在「是什麼」而不再是虛幻的「應該是什麼」。一個政權的存在，並不是依賴學者、道德家幻想的規則在運行，政治世界有現實運作的法則，無視於這種現實法則，馬基維利認為就是自取滅亡。也因此，馬基維利認為君主是否要行仁義，也不是什麼無上的道德命令或根本的規範。相反的，「一個君主如果想要保持住自己的地位，就必須知道怎樣做不完全符合道德的事，並且知道視情況抉擇是否使用或保留這一手段」（Ibid.）。

以下我們就挑幾個馬基維利提供的準則與觀點，說明這種彈性運用的巧妙。

君主應該慷慨還是吝嗇（〈第十六章〉）？表面上，一個慷慨大度的君主將深受民眾的歡迎，尤其在兵荒馬亂的年代，君主的賞賜似乎可以帶來民眾更多的感恩與效忠。而吝嗇的君主，應該是會受到民眾的厭惡與不滿。但是，馬基維利從現實經驗與歷史教訓中，所得到的觀點卻大不相同。他指出一個平時慷慨大度的君主，在剛開始或平時或許能給人民帶來好處，受到民眾的愛戴。但是，當花費越來越大，人民的胃口也越養越大。而君主的財力有限，或是碰到戰爭時，君主沒有辦法再滿足人民，就會受到人民的怨恨。甚至於君主為了維持花費或準備戰爭，勢必會向人民徵稅，加深人民的負擔，引來更多的怨恨。因此，馬基維利認為一個君主應該要吝嗇，節省花費，平時就儲備資源以備不時之需。倘若真有需要，或戰事發生時，君主也就無須額外向民眾徵稅，民眾反而可以過比較好的日子。不過，馬基維利也提供了一個君主可以「慷慨」的時機，就是「康他人之慨」，倘若攻下別人的城邦，不妨讓士兵分享成果，可以加深部隊的向心力。否則，「追求慷慨的名譽必然招貪婪之名，而貪婪之名會同時給你招來壞名聲和人們的憎恨」（16: 3）。

君主應該表現仁慈還是殘酷？尋求受人敬愛還是被人恐懼（〈第十七章〉）？跟上一段的邏輯相同，倘若君主為了展現仁慈的一面，結果造成整個國家混亂，內爭、謀殺、搶奪等事件，反而造成更大的混亂與傷亡。但是殘酷的君主，只是針對少數人「殺雞儆猴」，反而可以較少的損失，卻獲得更多的秩序與安全。因此，殘酷的君主反而比仁慈的君主其實更「仁慈」。其次，馬基維利認為受人民愛戴，這是操之在人民。人民可以愛或不愛，端視人民自己的感受。可是，如果讓人民畏懼，這是君主的作為，這是君主主動可以掌握的。因此，馬基維利認為與其受人愛戴，不如受人敬畏，後者可以操之在君主自己的手裡。

君主是否應該要守信（〈第十八章〉）？馬基維利認為君主要不要守信，端視守信的結果可以帶來好處；還是不守信可以帶來好處。因為，「假如人性本質善良，這種格言[指上一句的觀點]就不適用了，但由於人性本惡，既然人們不會對你信守承諾，你同樣也無須對他們守信」。在這一章中，馬基維利亦提到他的著名的譬喻，就是君主應該要有「獅子般的凶猛」與「狐狸般的狡猾」。馬基維利認為世上的鬥爭是法律或武力的鬥爭，人類應該是在法律上競爭；可是，情況危急時，人類應該要想野獸一般，借重武力的力量，運用獅子與狐狸的特質，才能在鬥爭中求勝。另外值得注意的是，馬基維利認為君主在表面上，還是要裝作是「仁慈、守信、寬大、人道、正直和虔誠」，其中特別是最後一項「虔誠」最重要。大部分的人只能看到表象，因此，當君主表現出「虔誠」之類的德行時，會比較讓人民安心與效忠。而實際上，君主則是要有靈活的頭腦，隨時背道而馳，「根據命運的風向和運氣的轉變而轉變」（18: 5）。

但是為什麼君主要「裝作」是有德行的人呢？馬基維利在第十九章〈論應該避免被藐視與憎恨〉花了比較長的篇幅說明這個觀點。馬基維利雖然指出君主應該隨時順風轉舵，不要遵守無益的道德規範。但是，馬基維利也承認：「如果君主被人認為變化多端、輕浮淺薄、軟弱怯弱、優柔寡斷，他就要受人輕視了」（19: 1）。受人輕視的君主，也就是沒有得到民心的君主，很容易失去政權。外力入侵，尚可抵抗；可是失去民心，篡奪者隨時可以起義高呼，奪下君主的權位。因此，君主必須做一個「偉大的偽裝者」。當然，如果不得不在軍隊、人民二選一的話，馬基維利認為君主應該還是先討好軍隊，因為是最有權力的人。如果軍隊已經腐敗，想要搜刮民財，馬基維利認為君主應該向軍隊妥協，否則自己地位不保。如果，君主為了捍衛民財，而向軍隊抗拒，馬基維利認為這是導致自我毀滅的愚蠢「善行」。

當然，馬基維利教授君主治理國家、處世之術還有許多精彩的論點，本文礙於主旨與篇幅就不一一介紹。不過，回到本書的探討的主旨：權力與倫理這個主題上，上述的摘述應該已經大致含括了。而且從上面的段落中，我們可以看到馬基維利似乎提出了一些很銳利的觀點，令人有些難受，但又不得不承認的問題。本文試圖回應馬基維利的觀點，但是，也請讀者從本書的其它篇章，看看是否能夠找到自己足以回應馬基維利駭人聽聞的說法。

首先，馬基維利開了一個戰場，或說他清楚地排除其它不必要的糾纏。他談論的是「政治現實面」而不是「政治應然面」。因此，那些道德教條、理應如此的道德正義主張，都不是他要處理的問題。而在政治現實面的戰場上，他其實也豎立了一個最高的價值，就是「國家至上」，這裡背後可以是包含國家內多數人的生存、安全、秩序或許還有國家尊嚴、民族延續之類的價值。在此價值下，過去古人或基督教會所宣傳的仁慈、寬容、慷慨、守信等德行，都只不過是「小信小義」，並無舉足輕重的地位。馬基維利關心的是君主的地位，是國家的生存，在此前提下，一切可為。

換言之，馬基維利從確立最高權力的存在—國家，然後來檢視倫理、道德，符合前述利益的，可以稱之為德行、正義。不符合前述利益的，那只不過就是些愚蠢的行為而已。因此，權力決定倫理的內涵，而權力所象徵的，是最大的倫理也就是「國家的生存、大多數人民的安危」，這個最大的道德目標。這也是為什麼馬基維利在最後一章，一再提到「正義」，呼籲義大利的統一與新君主的興起。

本文認為要回應馬基維利，與其在理論層面上，不如在「政治現實面」上，會更能打到重點。首先，我們從近代歷史中，看到太多以「國家至上」、「國家理性」為訴求的愚蠢行為，對國家及整體人民所帶來災難。以同樣是義大利政治家的墨索里尼為例，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義大利獨裁者，墨索里尼自己曾撰寫有關馬基維利《君王論》的文章，並且稱這本書是所有政治家的指南。可是，墨索里尼高唱法西斯主義（Fascism），強調國家民族至上，施行專制統治的極權主義，並且四處爭戰，號稱是維持國家的統一與完整。結果，卻是造成人民更大的死傷與受到其它國家的反擊。因此，這種標榜國家至上的口號，未必就是對整體國家好，反而是災難的開始。

其次，君主要成為一位「偉大的偽裝者」。在今日民主政治下，這是非常困難的事。尤其是報章媒體、網路世界的發達，陰謀論滿天飛，更何況是有意的佈局。

而一些坊間的書籍或訓練，喜歡用馬基維利這種「為達目的不擇手段」的論調，要人們隨時拋棄倫理道德的束縛。但是，人是社會的動物，隨時被人觀看與理解，謊話可以說一次、兩次，但是三次之後，還有多少人會相信？一個人的信譽，是很不容易才能累積的。如果，在緊要關頭撤守了自己對德行的宣稱，或許真的可以贏得這次的賽局。但是下一次呢？還有多少人會信任你？會支持你呢？

本文認為馬基維利的論調，並非一無是處。在馬基維利當時所處的環境中，如果麥迪西家族領導者能夠認真學習運用，或許真的可以為義大利帶來一時的和平與秩序。可是，如果在一般時刻、在不恰當的身份上，任意耍弄這種權術，那只是失去作為一個人應有的價值而已。

最後，我們引一段小故事，作為本文的結尾，稍稍替馬基維利緩頰，從中可以看到馬基維利的關懷與熱情。

據說，馬基維利在臨終之前，曾做了一個夢。他夢見一些衣著邋遢、面容枯黃的人，他詢問他們是誰，他們回答：「我們是品德高尚之人，正走向天堂之路」。然後，馬基維利又看到一群服飾端莊、舉止高貴、肅穆的人，他們正在嚴肅地討論重大的政治問題。其中有柏拉圖、普魯塔克、塔西倫等古代哲人。他又問他們是什麼人，「我們是被詛咒下地獄的人」。馬基維利後來向朋友轉述這個夢時，馬基維利說，「他更樂意待在地獄裡，在那裡他可以跟古代世界的偉人們討論政治；他可不喜歡待在天堂裡，待在那群受到祝福而品德高尚的人中間，他會飽受煎熬的」。[7]馬基維利甘冒不諱，選擇了他的政治路，不是貪圖利益，也不是來世的回報，而就是他本身對此類議題的終極關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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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1] 參見Leo Strauss (1958), Thoughts on Machiavelli. Chicago: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 pp. 9-12.

[2] 見吳光遠（2008），《魔鬼教科書—關於馬基維利》。台北：海鴿。

[3] 本文所引之馬基維里《君王論》（The Prince），中譯參照馬基雅維里（2008），《君主論》，王水（譯）。上海：上海三聯。英譯本參見N. Machiavelli (1998), The Prince, trans.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Harvey C. Mansfield. Chicago: University of Chicago.

[4] 對於馬基維利的生平與學說的扼要介紹，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見Q. Skinner（1983），《馬基維利》，蔡英文（譯）。台北：聯經。這本介紹性質的書籍是當代思想史大師Quentin Skinner撰寫，蔡英文教授（現任中央研究院政治思想專題研究中心執行長）所翻譯的。

[5] 有關引用《君王論》之章節，括弧內第一個數字為章，第二個數字為段落。譬如（26: 2），表示第26章第二段，以便讀者使用其他版本時，也可以參照。有關段落的計算，是依照Mansfield的譯本計算。

[6] 有關政治概念的古典觀到國家至上的轉變，參見Maurizio Viroli（2005）, From Politics to Reason of State: The Acquis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Language of Politics 1250-1600.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.

[7] Maurizio Viroli（2008），《尼科洛的微笑：馬基雅維里傳》，段保良（譯）。上海：上海人民，頁1。